睫在眼前長不見,道非身外更何求。
至於一個人身上最重要的品格是什麽,自然隨口說就能說出無數條,比如責任感之類。然而,於我看來,真正可遇不可求十分難得的,卻是所謂之“赤子之心”。

我所愛的李白和蘇軾二人,便可以說有著這樣的赤子之心。李白的狂氣和癡態自不必言,而蘇軾雖說是一個比李白要複雜的人物,但他的天才里所體現出的一種純淨真摯的情感,卻也與李白無二。

世說李白的詩文來源於《楚辭》,受到楚文化狷狂奇詭的浪漫氣息影響,同時又受到他的家鄉四川的質樸雄健的氣質浸染,李白為人絲毫沒有造作之氣,他的狂傲全都顯露在外,即使給他帶來災禍也未曾改變。而同時李白又好酒,對於酒的喜愛無疑是他的詩歌創作的催化劑,以杜甫的《飲中八仙歌》來說,便是“李白一鬥詩百篇,長安市上酒家眠。天子呼來不上船,自稱臣是酒中仙。”在李白的種種傳說中,最讓我覺得有趣味的便是關於他在“賜金放還”之後路過華陰縣的故事。李白在華陰縣衙前騎驢,被認為無禮,被帶到縣令跟前,縣令質問他是何人竟敢如此大膽,李白當下說出這樣一段話來:“曾令龍巾拭吐,御手調羹,貴妃捧硯,力士脫靴;天子門前,尚容走馬,華陰縣中,不得騎驢。”語罷縣令大驚,拜曰“不知翰林至此”,李白長笑而去。李白的天縱才華和瀟灑狂態令他有仙人的出塵氣質,而他的詩文中也能體現出他作為一個人的真摯激烈的情感。在《哭宣城善釀紀叟》中,李白寫道,“紀叟黃泉裡,還應釀老春。夜臺無李白,沽酒與何人。”他天真地認為紀叟死後在黃泉裡還會釀造老春酒,然而他卻不能喝到這樣的美酒了,沒有他,紀叟釀酒也不知要沽給何人了。在李白眼中,紀叟釀酒只爲了他李白一人,而也只有他才能欣賞紀叟的美酒,他因酒與無名老翁紀叟結下深厚感情,在對方死後仍充滿癡態地懷念,而這樣的懷念之語,也只有心地純淨真摯,情感真誠的李白才寫得出來。李白的情感與才華相遇,時時創作出如“我寄愁心與明月,隨風直到夜郎西”之類的浪漫瑰麗、感人至深的思人之句,這不可不說是讀詩人之幸了。
而蘇軾的天才,雖不如李白有著出塵超然的狂傲奇絕,但卻清新自然,更能顯示出他沉靜的性靈。蘇軾的詩詞,看似平平無奇,卻不論豪放或婉約,都有著一種他人作品所沒有的清新,無所謂工與不工,自然而然便是千古佳句。比如他因烏台詩案貶謫之後夜中所作的那一首《臨江仙》,“長恨此身非我有,何時忘卻營營。夜闌風靜縠紋平。小舟從此逝,江海寄餘生”,寫得浪漫飄逸,而“長恨此身非我有”一句卻又仿佛千鈞,筆力不凡,這樣有些沉重的一句在全詞中倒也渾然天成。蘇軾的天才便在於這種看似平凡的魅力。而他雖亦為官,卻正如林語堂所言,是同經濟學家的王安石所不同的一種官員。他的判斷,不是來源於空洞的理論或是刻意經營的為民思想,而是來源於他身為一個普通人的從心底而生的自然傾向。他的理智與情感,在他的純摯的赤子之心下得到了完美的統一,無疑正是孔子所言“從心所欲”的最高境界。

所謂“赤子之心”便是渾然天成的純淨真摯,毫不矯揉造作,以“境界”論之,毫無疑問要比那些“進取”“野心”之類的品格要高。就如同金庸筆下周伯通心中絲毫沒有“名望”之一念,便要比不在乎“名望”的黃藥師要高明了一籌。







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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